目前，欧盟的数字经济规则制定已经走在全球最前面，然后是美国。

在那之后的几年里，国际货币体系如无锚之舟，在国际金融的风雨中飘摇。例如，当前全球都陷入宽货币、紧信用困局，金融不服务实体经济也总是被人提及，这些令全球货币当局沮丧的宏观现象，可以在凯恩斯区域中，亦即流动性陷阱中，得到完美解释。

因此，财政政策，无论是其收入政策、支出政策、还是赤字政策，都具有直接参与宏观经济运行，并据以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的功能。其二，国债市场的密度（Tightness）、深度（Depth）、弹性（Resiliency）都足够好，能让市场的参与者迅速大量进行金融交易，并且不会导致资金资产价格发生显著波动（Toshiyuki and Shun，2018），这种无可比拟的市场流动性，构成货币政策操作最为有效的基础。就经济主体而言，将更多地依赖政府。分析财政和金融两大宏观调控部门的国债管理政策便不难看出，对于国债的管理，两大部门不仅存在着手段上的差异（这是很自然的），其政策目标也常常不完全一致，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背道而驰。然而，这个认识过于简单，需要重新考量。

根据乘法原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态势组合至少可以有9种，即：松-松、松-紧、松-中性。其中，如下几个问题更为突出： 1. 国库现金管理问题 财政资金的入库与指拨（流量），以及在国库运行过程中形成的国库存款（存量）等，对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整个宏观政策均产生巨大且全面的影响。正因为如此，房地产将金融与实体经济紧密连接在一起，起到了枢纽的作用。

这个与发达经济体的情况有很大不同。目前，欧盟的数字经济规则制定已经走在全球最前面，然后是美国。当然，我们也付出了较大的代价，宏观杠杆率有了一个快速的攀升，年度增幅达到23.6个百分点。二是监管不足也使得金融科技创新野蛮生长，至少在初期的跑马圈地不受约束。

所以我们在政策上还是要保持定力以及可持续性，不去跟风美国的强刺激。其次，政府讲去杠杆对不对？其实，这里的杠杆是指总杠杆，包含了地方政府的隐性杠杆。

第二，不能对融资平台债抱有百分之百的信仰。面对这三重冲击，中国经济仍然保持了正增长，同时杠杆率并没有出现过分提高。这样就会带来一个结果：房地产与经济金融相互交织，互相推波助澜，这也使得房地产调控非常棘手，因为要克服投鼠忌器。全球政策利率持续在低位运行。

首先，从GDP增速来看，基本还是维持在8%左右或8%以上，这基本上是共识。从央行资产负债表扩张角度，美联储资产负债表中总资产规模从2019年底的4.38万亿美元骤增到2021年3月底的7.65万亿美元，扩张1.75倍。三是构建绿色金融体系，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另外，还要强调的是，通货膨胀压力其实没有那么大。

其次，我们对宏观杠杆率也做了简单的分析和预测。就2020年，日本和欧元区短期政策利率依然为负值，美联储的联邦基金利率降为0-0.25%区间。

面对疫情冲击，全球范围的财政刺激力度也是前所未有，从这个图可以看出，全球公共债务已经达到历史高点，而长期利率则跌到了历史低点。中国金融科技为什么能有这样的发展甚至是所谓的弯道超车？除了人口众多，用户规模庞大，从而有着全球独一无二、令人羡慕的应用场景外，双重扭曲也是中国金融科技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

因此，我们需要密切关注这些变化可能对大宗商品价格、输入性通胀、国际资本流动、外汇储备等方面的冲击。我以为，当前中国对数字经济、平台企业顶层设计的变化与国际方面的压力存在着很大的关联性。事实上，中国过去二十年在数字经济领域取得了骄人的发展成绩。二是统筹金融开放与金融安全，促进外循环。关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可能围绕6.4-6.5的中枢水平呈现双向波动的格局。二是保护消费者利益，这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

只有让风险定价市场化，我们的风险与收益、风险与效率才能够匹配，债务才能可持续增长，债务杠杆率的配置也会更加的合理。目前我们的债务水平是270多万亿，这意味着，只要利率变动25个基点（即0.25个百分点），就会产生六七千亿的利息负担。

这些建议就是允许出现违约，因为它可以打破政府兜底的信仰，使风险定价能够逐步市场化。第三大挑战是全球流动性充裕带来的外部冲击。

特别要提到的是，我国的大科技公司（Big Tech）在数据采集（包括人脸识别）、集中、交易、应用等方面的不规范，以及底层技术不过关的情况下，原有竞争优势就可能在数字新规下被大大削弱甚至荡然无存，从而完全被束缚在本土，难以参与国际竞争，甚至不得不从原本占据一席之地的国际市场上回撤。全球流动性充裕，以及在通胀压力有所上升情况下美联储政策的可能变化，将会对全球市场造成冲击。

这种提法显然和拜登强刺激是完全不一致的。只有这样，地方政府和企业后续的发展路径，包括时间表、路线图、施工图才能制作出来。据推算，去年年末，我们的利息负担超过了1.4万亿，是GDP增量的2.1-2.2倍。从统计数据来看，全球公共部门债务占总债务比重大体维持在30%到40%的水平，而我国的公共部门债务占比已达到60%左右。

相较而言，中国住房价值占国民财富的比重还处在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原因在于，欧美数字新规出台，可能通过联手形成全球数据治理标准（近日欧盟决定禁止大规模监控及基于AI的社会信用体系）。

我们的平台企业过去发展一直很顺，但新的国际数字规则将对我们形成制约。所以，绿色金融的标准必须要弄清楚。

从债务增长的可持续性角度，我们要加快调整现有债务积累模式，打破所谓的政府兜底、政府担保和政府信仰，否则政府将会面临债务的不可承受之重。关于碳达峰碳中和的经济金融影响，一直有两种意见：一种是认为这些会带来经济发展的成本，导致通货膨胀等等，另一种是认为会创造百万亿级的投资机会，会带来新的发展奇迹。

我们要丰富、发展、完善绿色金融，就必须建立一套关于绿色金融的标准体系。所以，资本账户管制这个防火墙，我们一定要守住。不过，鉴于美国经济复苏尚不稳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政府债务压力飙升，以及下一阶段为政府扩张性财政政策融资等问题（拜登新近推出的1.9万亿美元财政刺激计划和即将推出的2.35万亿美元基建计划），预计2021年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的上升幅度将较为有限。其次是债务向公共部门集聚。

根据估算，我国公共部门杠杆率高于私人部门杠杆率50个百分点左右，这个和全球的情况截然不同。特别是在数据权属、隐私保护、算法歧视等方面，要做到对消费者利益的保护。

随着中国从中高收入水平进入高收入水平然后再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那么住房财富占比还会上升。2015年之后，因去杠杆政策的影响，利息负担有所下降。

从债务规模所产生的利息负担来看，2012年之前，债务所产生的利息负担较低，并且低于GDP增量。但是，目前面临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债务积累的模式。